帝制绝唱,辜立诚是还是不是负责过清恭宗的

众所周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有一位英文老师,即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然而在他任这一职位之前,甚至之后,坊间有关辜鸿铭被聘为宣统皇帝英文老师的说法就层出不穷。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中文报刊中最早提及辜鸿铭作帝王师的当属1916年橄斋尤一郎所发表的《新乐府三章》之《辜鸿铭》:“欲作清帝师傅,尚未能,不作师傅且掌教。”1922年12月9日的《北华捷报》上有一篇报道,有关宣统大婚的消息,这则新闻的最后部分是这样写的:“据报道称,也有少量外国人士受邀参加典礼仪式,辜鸿铭被任命为皇帝的全权代表来招待这些外国宾客。”1924年5月27日的《大公报天津版》第三版上,也有一则消息,说辜鸿铭“复辟時,授为学部侍郎,兼授清帝英文”。28日在《字林西报》第十四版上,有报道称“辜鸿铭是光绪以及宣统皇帝的密友和顾问”。1928年5月2日,《小日报》在第二版上登载了一篇《哀辜鸿铭》,其中也提到“帝师”:“昨天报上说,亡清的帝师北京大学的前任教授辜鸿铭氏去世了。”另有一篇《辜鸿铭之逸事》刊登于1928年5月3日《金刚钻》报刊的第三版,有文字涉及在张勋复辟后辜鸿铭作帝王师的内容:“其后宣统聘教英文,与李宝琛、庄士敦同列。宣统赴津,辜亦随之,红顶花翎,招摇过市。”而在1947年第七卷第六期的《中华英语半月刊》中,甚至有人声称辜曾是“慈禧太后的家庭教师”。散文家金秉英(1909-1996)是辜鸿铭第二位夫人家的亲戚,亦深入接触过辜家,她在回忆文章中同样称辜“做过宣统皇帝老师”。以上种种说法,纷繁绕眼,让人真假难辨。那么辜鸿铭到底是否担任过溥仪的“帝王师”呢?

很早就想写有关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的评价了,但一直不知如何入手,以致到现在,回想起书的内容也不甚熟悉了,只记得残破的封面和泛黄的书页,斜倚在近代史专栏的书架上。但现在不写,以后估计也够呛写了。

缺乏 “古代礼仪”而落选

  西方人在中国,东方的冒险,是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的。从马可·波罗到安娜·里奥诺文斯再到庄士敦,其实他们承受了很多异样的眼光。大部分东方人眼里,他们是文化侵略者,殖民美化的代言人;而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又是不融入主流社会,喜好东方的“异类”,叛徒。

1918年12月20日,辜鸿铭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给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校友、时任威海卫行政长官的骆任廷 (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写了一通信函,主要内容就是有关宣统皇帝英文教师的人选:

  1919年,时任英国殖民部官员庄士敦经李经迈推荐,由英殖民地威海卫到北京赴任,担任“帝师”。这一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也许他自己不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西方人的“帝师”。直到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庄士敦担任了这位小皇帝的帝师5年有余。

现在虽然距离我上通回信只有不过三天时间,但我仍想再写信来告知您一则新闻。我昨天从总统办公室的一位秘书那里获悉,朱尔典爵士向总统提议,打算邀请您来北京担任年轻皇帝的英语老师,因为皇帝本人想学英文。总统本人对于在此事上有极大的发言权。我也要提前告诉您,我本人也曾经是这一职位的候选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些满族的王公贵族们对于启用我作为这位年轻皇帝的英文老师一事忧心忡忡,因为我可能缺乏我在上通信里谈到过的“古代礼仪”,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判断也是非常正确的。虽然我自己未能成为帝王师,但是我非常希望您能够出任这一职务。因此,我现在写信要力劝您,如果有可能的话,请您万万不要推辞。我同样也想让您知道,我这样劝您,也并非完全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做法。因为我必须要告诉您,在中国我太需要一个朋友了。如果您来到了北京,我相信您定会是我的朋友。无论如何,请您在拒绝之前一定要慎重思考。不管怎样,您都应该至少来北京和贵国的大使商讨一下。当然,从西方民主的视角来看,让威海卫的总督去教一个小孩子ABC是有些荒唐可笑的。但是从中国以及真正古老的欧洲视角来看,这一职位对您而言也并非是有失尊严和身份的。请您务必告知我您对此的想法。如果您能来北京,我们就可以携手并肩向欧洲或者至少是向英国大力推广中国的理念,这是我可以给您提供的一个好处。

  有关于庄士敦的评价,往往很负面。庄士敦本人,以及《紫禁城的黄昏》一书都极力反对民主共和,为复辟“叫好”,认为中国最适合君主立宪,庄士敦本人也希望将溥仪培养成一个英国绅士一样的君主。在很多人眼里,帝师庄士敦与在袁世凯手下不明就里的莫里循一样,都是民主共和的反对者,中国革命的拦路石。但在我看来,庄士敦尽管判断错误,失误频频,但他仍是一个目光毒辣的洋人。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溥仪英文教师的人选还未确定,骆任廷虽然著作不多,也称不上是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但因为其汉语功底深厚,且常年浸淫在中国文化中,对于中西方的传统和社会有着十分透彻的了解,因此被时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

  在庄士敦看来,中国人不适合实行民主共和的主要原因仍是维新派民智未开的观点。在他看来,一类百姓对政治政体漠不关心,因为他们还不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另一类百姓则希望“明君出世”,解决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一统中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君主还是有市场。鲁迅在呐喊里也刻画了很多这样的人物:

提名为“帝师”人选也不足为奇。值得指出的是,辜鸿铭自己也承认“自己是这一职位的候选人”。民国时期的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在1915年1月29日曾登载过一篇文章,其中称:“《英文北京日报》建议‘五国银行团’的翻译辜鸿铭先生担任前清皇帝宣统的英文教师。许多熟悉辜先生作品的人们将会对此建议持肯定态度。”所以辜曾有机会担任宣统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且作为保皇派的辜鸿铭,其本人也非常愿意承担这份工作,虽然辜信函中声称的缺乏“古代礼仪”是其落选的原因之一,但是当时各种条件其实也均不成熟,辜的这一帝王师的美梦最终还是没有做成。

  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经坐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鲁迅《呐喊·风波》

月薪600银元的英文教师

正好像自古中国人就期待儒家的清官主事,如果清官没有,那他们就会期待侠客为他们伸张正义,似乎从来都没有考虑过韩非子那一套。庄士敦到的时候,中国亦是如此。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无论说哪一种,似乎都不是“深入民心”,而民众们知道的,无非是皇帝已经不再管用了,枪杆子和洋人似乎更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说话。即使现在,红歌的歌词和“打虎”都是明君再现的一种形式。

在辜给骆任廷写信推荐其担任此职的同时,北京清廷的内务府大臣与威海卫总督府之间也通过往来密电正在讨论帝王师的可靠人选,所有密电原件现藏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骆任廷私人档案”之中:

  此后,无数学生高喊类似的口号,比如 “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国”、“打倒日本”、“打倒不平等条约”,或者根据情况,打倒这个将军或那个政客等。1911年,似乎受革命细菌的感染,无数中国人突然间开始强烈反对清廷、反对帝制了。其实,他们当时大多是头脑发热,很多人事后都很羞愧。中国有句俗话,墙倒众人推。这句话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得到了几百几千次的验证,而且也在其他国家得到了验证。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1918年12月21日 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致电威海卫特派员: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过,大众是很容易受到非理性和暴力控制的,所以之后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大跃进,文革,我们都会看到温和的中国人转瞬之间化身狂热分子。庄士敦所推崇的君主立宪,也许是当时中国代价最小的改革方式,但绝不可能是成功的方式。政客们眼里,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共和更有利可图,而君主立宪即使可能正确,但也会背上骂名,戊戌变法后也绝不提出。还高呼君主立宪的,可能只有皇族内阁,康有为和庄士敦了。

“共和国总统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向我询问有关任命庄士敦为皇帝英文教师一事。劳烦您询问庄士敦本人,不知其是否有意接受这一任命,请告知。”

  也许,庄士敦的政治理念是错误的,但不可怀疑的是他对末代皇帝的关心和对中国的热爱。

1918年12月22日 威海卫特派员致电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

  是庄士敦发现了溥仪近视,并力排众议,为溥仪配上了他那代表性的圆框眼镜;是庄士敦为皇宫内苑装上电话;是庄士敦指教溥仪骑自行车,打网球。庄士敦为溥仪讲授英文的同时,也讲解了大量西方风俗人情,鼓励溥仪留学,溥仪也一度产生这种想法。他鼓励裁撤太监,清点文物,整治内务府,使得内务府与这位“洋帝师”结下梁子,一把大火烧毁了一本本就理不清的皇宫“旧账”。

“我已从庄士敦处得到确认消息,他本人愿意接受您所提及的任命。在您发来有关任命的细节内容后,我将会和国务秘书联系,已便得到殖民办公室的批准。”

  溥仪也对这位老师很有感情,也许还超出了对陈宝琛的师生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他对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以及对他带来的西方事物充满好奇和尊敬,而苏格兰老夫子也对他倾囊相授。溥仪也对这位老师无话不谈:

1918年12月26日 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致电威海卫特派员:

  在鼓吹建立帝制的过程中,少不了阿谀奉承之辈。他们希望在新王朝里谋个一官半职,几位皇室成员甚至也这么做,对皇室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比如,与皇上同辈的溥伦,此前袁世凯曾支持他即位,现在为了表示感谢,他支持袁世凯称帝,还在袁世凯面前叩首称臣,被皇族视为奇耻大辱。袁世凯为了表示对溥伦的信任,让他去盗御玺。御玺藏在紫荆城的交泰殿。这件事是宣统皇帝对我说的。溥伦谋划好了一切,收买了内务府官员,准备偷取御玺那天,袁世凯的称帝计划彻底泡汤了。事实上,直到1924年11月,御玺一直留在宫里,由皇帝亲自监管。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以下是有关任职的细节内容:帝王师职位的月薪为七百银元,免费提供一所四合院。合同为期三年,期满后,如果双方同意,可以续约。新年期间可以休假一个月,夏天也可以休假一个月。教学工作每天两到三个小时。这些条件您满意吗?”

  1924年,冯玉祥率领军队逼宫,溥仪被迫出走,庄士敦在保护了自己的学生前往英国使馆后辞去了“帝师”的职务,回到威海卫,并担任了威海卫的最后一任英国总督。

1918年12月27日 威海卫特派员致电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

  1930年,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归还威海卫,结束了英殖民统治,返回英国。

“庄士敦称您12月26日发来的电报内容他可接受。您可以代表庄士敦接受那些内容有待殖民办公室批准的内容,我今天已经给国务秘书发了电报。我建议您也给外事办公室发电报。直到另一位代替庄士敦目前职务的领事人员抵达威海卫后,他才能离开。请问庄士敦需何时动身赴京?”

  1934年,庄士敦将已经成书的《紫禁城的黄昏》送给寓居天津的溥仪请其作序。此后溥仪逃往满洲并担任伪满洲国国君。

1918年12月28日 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致电威海卫特派员:

  1935年,庄士敦最后一次到中国,在长春溥仪接见了他,庄士敦婉拒了溥仪留下他再度担任帝师的邀请。

“有关您在12月27日电报中所提及的事宜,我已经在当天致电外事办公室。庄士敦需要在3月1日左右抵达北京。”

  1938年,庄士敦逝世。

1874年10月13日,庄士敦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与辜鸿铭以及骆任廷都是爱丁堡大学的校友。1898年,庄士敦经过考试被英国殖民部录取,并被派往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从那时起,他开始系统地学习汉语、粤语以及中国的文化。之后,他多次深入中国内地,游历名山大河,探访密林古刹。在香港时期,庄士敦先后出任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书等职。1904年在骆任廷的推荐下,他又被派往当时的租借地威海卫,历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1910年,庄士敦出版了英文著作《华北的雄狮和苍 龙》(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该书是他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的具体体现。他视封闭保守的威海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好素材,决定通过写作将威海的一切生活画面记录下来。庄士敦在威海卫四处巡游、体察民俗风情,直接从百姓手中收集写作素材,查阅威海史志资料,终于完成了该书。庄士敦曾将该书寄给过辜鸿铭。辜在1911年4月7日致信骆任廷,其中提到了这本书:“您的朋友寄给我一本他的著作《华北的雄狮和苍龙》,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是很不成熟,无法称得起是一本好书。”1918年10月,庄士敦赴上海旅行。同年,徐世昌(1855-1939)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只好辞去“帝师”一职。1919年1月27日,骆任廷收到一通威海卫特派员发来的长密函,其中称,“1918年11月,庄士敦在上海接受过李鸿章(1823-1901)的儿子李经迈(1876-1938)的一个面试。”因此才有了后来清廷与威海卫督署之间往来密电协商职位细节的经过。“在威海卫方面进行了相关的人事调动安排之后,庄士敦将在2月1日之后动身前往北京。”1919年2月22日,中华民国内务部特派员许宝衡(1875-1961)和清廷内务府特派员李钟凯与庄士敦签定了溥仪之英文教师聘用合同。最终的合同规定如下:“聘请庄士敦为溥仪的英文教师,除教授英文外,还包括数学、西方制度史、天文、地理等知识,月薪600银元,津贴100银元,提供中式房屋一所,聘期为3年。期满后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可有续约。”3月4日,45岁的庄士敦生平第一次走进皇宫,由内务府大臣世续(1852-1921)和耆龄(1870-1931)引领觐见了14岁的溥仪,并开始在毓庆宫授课。由此,庄士敦开启了外国人作为帝王师的先河,他陪伴着溥仪度过了在紫禁城最后的岁月。1922年合同届满后,溥仪赞同庄士敦继续留任,并赐二品顶戴。1924年初,辜鸿铭也终于得到溥仪的召见,庄士敦在其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做了如下描述:“皇上曾召他到养心殿个别会见,然后带他到御花园内吃午饭。这位老人在以前从未见过皇上。因此这种荣典几乎使他受不了。当他进入餐厅时,仍然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以前见过他,但不知道他在正式场合会说不出话)。皇上那年轻人的朝气和自由随便的谈吐,也未能拨动对方的心弦。我旁听了这些话,毫无疑问,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音乐般美妙的话语。皇上知道,它们深深地印在了这位老人的心里。辜鸿铭把这次会见作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11月15日,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之后,庄士敦也随即结束了他帝王师的生涯,转而就任威海卫最后一任行政长官。

  相比于在政治压力与环境下溥仪写成的《我的前半生》,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更加生动,客观。《我的前半生》也有很大部分借鉴了庄士敦的书。据说在苏联伯力战俘营,审讯人员曾以《紫禁城的黄昏》为线索审查溥仪。不知已经过世的帝师,对自己皇帝学生传奇的遭遇会作何感想。

作者简介

  正如书名,紫禁城的黄昏。中国的封建帝制走到尽头,这个苦难的国家与土地似乎也日暮西陲。然而,黄昏并非日落,新的中国历史正在翻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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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冷墨潇染所作,首发于简书,转载请与作者取得联系。

2015/3/26

天津 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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