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几回,周越然藏书的聚散

金小明、周炳辉编的《夹竹桃集》确是一个鲜霞风致的好书名。“月光下的夹竹桃,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婉美动人”引出无限幻想。且夹竹桃“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花黄了,又长出一嘟噜”; 季羡林说,“无不奉陪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那些花比起来。”我读季老美文,连同 《周越然的集外文》,又想起“言言斋”来。当年,他与嘉业堂刘承干、傅增湘、李盛铎、董康等并列为藏书大家。周越然的书斋,曾于百年中,演绎了几度兴衰复没的藏书轶事,一如奥斯卡的电影,在我脑海映出万千变幻。 “买书买尽宋元版,读书穷探沦瀛奇。”当时的周越然,俨然一介书生、编译家、散文家;一部《英语模范读本》长盛不衰,风行了几十年。可还是民国时期不做官的名士。严复是他的老师,戴季陶是他的学生,他还因精通英语、富藏西书,更得辜鸿铭的赏识。但1932年遭“一·二八”日军炮火蹂躏,其元明孤本、西书古籍、珍贵抄本,毁于一旦。那辛苦搜罗之藏书,顷刻间灰飞烟灭,言言斋寂灭,受了一次火与血的洗礼。 然不数年,周先生的言言斋,凤凰涅槃,如郭沫若说的,“死了的凤凰更生了!”大劫后,举家逃至租界,言言斋又移居西摩路,重拾他的淘书、读书、藏书、着书生涯。尔后出版了《书书书》、《六十回忆》、《版本与书籍》等书,现都已成抢手货,复印一部也难。诚如陈子善所说:“以独到之眼,窥视现代中国的社会万象; 以清新之文,书写脱俗人生的自然意趣。”确实,周越然以文笔清丽、知识丰富、内容广博而闻于世。而他用多个笔名发表在《晶报》上的书话专栏,更因其视野宽广、探索细微、幽默博洽,谈论避席畏闻的中外性知识,读者众多,引人入胜。 抗战后,言言斋主卷入不测漩涡。有史料回忆:某日,日宪兵夤夜闯入周氏西摩路住所,将周氏绑架至虹口新亚大酒店,迫周氏参加大会(即1943年8月25日—27日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事后周氏深为后悔,自认为有损民族气节。日寇投降后,不少人给周氏扣上“汉奸”帽子。周氏不得不退出学界,息隐家中。此时,言言斋又寂灭了一回。 1945年后,言言斋主不再见报于书报杂志,许多 《人物志》、《近代人物大辞典》 都说周越然已离世,且有哀诗:“藏书曾记言言斋,厄运来时战火埋。文字漂零谁为拾?一编聊以见庄谐。”其实,言言斋仍活着,斋主也安然无羔。 1949年秋,上海解放,得陈望道之介,到上海水产学院教授英语。此校即今上海海洋大学。周先生中等身材,架一副眼镜,是位儒雅、和蔼、风趣的学者。他在教学上自有一套方法,这源自他中外知识功底的深厚。每有学生问及性知识,他仍以“性学”专家答道:“食色性也,都是人类天性。我研究它就发现许多奥秘。” 此《夹竹桃集》,类归三辑,有《文史杂记》、《〈晶报〉随笔》、《修身小品》。其中发表在《晶报》上的集外文就有二百多篇。这三辑妙文,其谈书论文、掌故趣闻、时事风俗、性知识的妙文,娓娓谈来。虽不衔接,也无呼应,但周先生笔下几十字乃几百字的小文,却为我们记录了社会生活中的各式人物,留下了民国历史印记,同时写出无数中外文化故事,其体式各异、半文半白的随笔小品,令读者有更大的阅读悬念。由于作者观察细微,深入到社会底层的脉络、细胞,为我们摄取了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家所遗忘的角落,为民国社会记下了一部广阔的社会生活史长卷。 鉴此,特抄此集中其祖父《螟巢日记》一节,与读者共赏:“……至天宁寺。寺去彰仪门二百步许,野田古木,景状清绝。车行迤逦,从侧门入。庭院口若,微有绿阴。寺僧邀延就座。茗罢,导至后园。牡丹数丛,英英相杂。同人捷足者,俱登坡陀月台上,余亦摄衣从之。台虽不高,可纵远月,平芜无限,远接山黛。寺僧曰:‘此台非止看月佳,雪余雨后,乃更佳耳。’流览半晌。由香积厨折入正殿。殿前有浮屠极高峻,无梯级不可登。又前行至一殿,塑铜释迦,一手托钵,一手下垂过膝,伸五指若求布施状。游寺中者,率以钱掷钵中。钵去地三丈许,铿然一中,以为大佛欢喜……又至客堂吃点心,茗话良久。夕阳西匿,膏车进城。至如松馆饭,有仪仙兰舫。” 当然,在《夹竹桃集》中,这般妙文多多,其史料、文化价值,一纸拙文无法描完。对此,我非常喜爱这书,连同它的书名。但愿读者和我同好。兴许,在爱书者心里,“言言斋”这个名字仍然活着,犹如“一嘟噜花黄了,又长出一嘟噜”那样韧性,那般婉美动人。

1945年至1949年间,周还曾有过捐献之举,抑或此时旧藏本来就已有所散失与流转。直至其逝世之后,送往“废品收购站”的那批书,应是言言斋旧藏的最后一次大宗散失。 西泠印社2013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有几部周越然藏书悄然现身。这意味着,着名的周氏“言言斋”旧藏在历经抗战前后的焚书与捐书之后,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杳茫无踪;而是在民间尚有遗绪流传,周氏藏书的冰山一角,正在悄然浮现。 周越然,曾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以编着《英语模范读本》闻名,也因此书的常年畅销而获得巨额版税收入。版税收入颇丰的周氏,因其喜爱小说、弹词和评话之类图书,开始大量购藏与研究,并为之建造藏书楼。这些图书均属“言”部,遂将藏书楼名为“言言斋”。周氏言言斋为一幢西式之二层楼房,地处上海闸北,收藏有线装书3000余种、178箱,内中以宋元旧版、明清精抄闻名于世,还有西文图书约5000册,积10大橱之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吴兴皕宋楼藏书散出之后,东渡之前,周氏得其八种,内有宋纂图互注《南华真经》、稿本《吴兴蚕书》、明初本《管子》、吴钞《疑狱集》、丁钞《栲栳山人诗集》等。其中明人写本宋岳珂《愧郯录》15卷,为祁氏澹生堂藏书,有澹翁手跋及毛子晋、季沧苇、朱锡鬯等印记,极为珍罕。但所有这些珍藏,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在日军的轰炸中,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1937年“八·一三”战事初起,上海藏书家不得不卖书为生,周于街头巷尾每每遇到这些流散藏书,都会仔细查阅,遇到实在有割舍不下的珍本罕本,想方设法也要购藏。在言言斋旧藏荡然无存之后,周氏藏书又在点滴积累中渐成规模。 在抗战胜利之后,言言斋藏书又将面临一次散佚历程,据其孙周炳辉忆述,周隐姓更名去了外埠,后来又辗转回到上海。这时,“人们以为他去世了,并以讹为实,如郑逸梅就信以为真,在其着作中将祖父的‘卒年’定在1945年。”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周越然并没有在抗战之后逝世,在1949年之后,还曾任教于上海。“上海解放后经陈望道先生介绍,以‘周复盦’的名字去 淞水产专科学校教英语。他很安于工作,继续探索在新时代下的英语教学方法。但他昧于形势,对于当时在‘一边倒’的情势之下,许多学校正以俄语取代英语一无敏感,因此在1955年的夏天,被劝退后,就无法释怀。”直到1957年,“捐出了他后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品:元明刻本133册,这是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的。”另据其孙周炳桐的忆述称:“1957年,祖父已年逾古稀,主动将他所珍藏的中文古籍珍本数百种通过当时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另外还有一卡车外文书捐赠给复旦大学。”“至于其他一般藏书,一直保存在陕西北路寓中”,直到周越然1962年8月去世后,“文革”期间,周家人担心这批仅存的“一般藏书”也会被视为“四旧”,主动要求上交给派出所,可惜,派出所 “指令立即送往废品收购站”。 综上所述,可以大致确定言言斋旧藏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去向,即1957年的集中捐献为大宗,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处应有收藏。但仍不能排除,1945年至1949年间,周还曾有过捐献之举,抑或此时旧藏本来就已有所散失与流转。直至其逝世之后,送往“废品收购站”的那批书,应是言言斋旧藏的最后一次大宗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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